10月22日晚，第十事业部负责人李凯明宣布，由于个人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他将从网易离职。
无独有偶，10月17日，网易《世界之外》制作人Xuanzi提出离职。8月，原阴阳师事业部负责人金韬从网易离职。
不止网易，近几年来，广州其他游戏厂商也面临不同程度的起伏：今年6月，多益网络因不满一起劳动纠纷案件的判决，宣布裁员广州团队1000人，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总部迁离广州。今年2月，图森未来发布通知，在对公司管理层的例行审查中发现问题，最终解散了广州团队。
在此之前，触乐曾梳理过北京游戏行业在大环境变化下的沉浮过程。与北京相比，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行业中心城市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上海既有大厂布局，又有以“四小龙”为代表的内容型厂商，成为年轻人的首选；深圳有头部大厂坐镇，知名产品和有潜力的项目不少，长期吸引着从业者的目光。
到了广州，情况就显得有些复杂。一方面，它的确拥有很强的营收能力，在头部项目、二次元、女性向等方向都有不错的产品，能够吸引新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过往“科韵路”“广州圈”的模式仍然影响着人们对它的判断。曾有从业者感慨：买量、换皮、灰色地带成了科韵路人绕不开的坎。
那么，广州游戏行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2025年，它还是从业者值得选择的目标吗？
低成本、慢节奏？
如今，社交平台上常见按照地域推荐或“避雷”游戏厂商的帖子。提到广州时，许多资深从业者给出的建议是“认真考虑，仔细选择”。这里有值得投入的厂商和项目，也有必须避雷的“四大坑”。项目前景、工作环境、团队气氛、是否加班、待遇福利等因素都成为衡量标准。谈到与其他城市的对比，一些帖子会强调广州生活的低成本：工资平均比上海低30%，但“月租3K可住CBD，早茶人均15（元）”。
从社交平台的高频搜索词汇里，可以看出广州游戏厂商的一部分特色
张文对这个说法基本认可。几个月前，他从上海一家二次元厂商跳槽到一家广州大厂，岗位都是运营。“工资算是平移，但一般来说，跳槽都要涨薪，所以实际上还是相当于减少了。”张文对我说。不过相应地，他花每月2900元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七八十平方米的两居室，“我一个人能住这么大的房子，而在上海，每月3000元只能租一个小房间，还是和别人合租”。
这让他感觉到生活变得更规律了。“两个房间，主卧用来睡觉，电脑、游戏机都放在次卧。我会提醒自己睡觉前尽量不看手机，所以睡得比在上海时更早了。”张文说。
但在李涛看来，生活成本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己的“议价空间”变小。一年前，他从北京来到广州某个中型厂商，工资是上一家公司的90%。“如果你干的年头很长，或是这边某个岗位急缺，情况或许会好一些。但整体来说，广州的工资比北、上、深要低一档。”李涛告诉我，“所以，如果你抱着跳槽30%涨薪这个预期，广州（公司）是很难给到的。尤其是，有些厂商在谈工资的时候会说，广州生活成本低，就相当于工资高了。其实还是在压价。”
实际上，尽管广州相对较慢的生活节奏也会“辐射”到游戏行业，但身处其中的人们，工作压力并不比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的从业者小。作为运营，张文平时加班不多，然而一到项目节点，加班还是会成为常态。“加班纯粹是因为工作量增加，活太多了。白天做不完就只能晚上做。”
二游是国内最卷的赛道之一，广州厂商的产品也加入了激烈竞争
李涛目前的岗位是策划。对于他来说，不论在哪里，加班都非常严重。他目前所在的项目，一旦到了版本末期，他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凌晨，周末偶尔能休息一天，而他的一些同事会连着干一个月，每天到凌晨两三点，甚至四五点。公司提供了不少福利，像是健身房、下午茶、休息区，加班还会有夜宵，但“休息区基本没什么人用，都当备用会议室了”。
“做游戏毕竟是一个团体活动，所以策划、美术、程序会一起加班，看起来强度就会很大。”李涛对我说，在他看来，版本末期加班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
只不过，近几年来，长线运营的游戏版本更新越来越快。尽管“行业寒冬”有所缓解，但游戏厂商们仍然卷得相当激烈，每一家公司都不希望自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为劣势可能意味着迅速崩盘——根据一份统计，2024年国内停运的游戏超过110款，其中运营不足1年的有33款，运营3年以上的有17款。不论新游戏还是老游戏，谁都不敢放松。落实到策划、美术、程序们的工作中，就是更快的迭代、更高的要求和更长的工作时间。
诗悦网络研发的二游《破晓序列》上线不足4个月，就在2024年10月宣布关服停运
但人终究是有极限的。李涛说，这也是他建议其他从业者谨慎选择项目的原因之一。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某项目组有100人，10人一小组负责1个版本，按照42天更新1个版本的节奏，那么1个小组做完1个版本，后续会有四五个版本的空余，给这组人留出近1年时间做下一个版本。“我属于比较卷，强度比较高的，但1年最多只能做2个版本，再怎么加班，再怎么熬，这也是极限。”李涛说，较为成熟的项目组一般能够确保成员不会连续加班，“但假如1个公司只有两三个组，那就完了，人就得轮班倒，一年到头都要加班。”
张文今年25岁，距离35岁可能被“优化”的坎还相当遥远。因此，他还没有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在上海，他跳过几次槽，每份工作的内容都差不多，这让他感觉有些迷茫。到广州后，他决定更稳妥一些。“都是打工人，想升职、加薪是肯定的。”张文说，“但不论如何，我打算在这里多干一阵子。如果变动太多，就真的不好找工作了。”
29岁的李涛坦言自己“在组里年龄偏大”，不少同事是00后。不过，在目前这家公司，他没太关注过“35岁会被优化”的问题。在他看来，年轻人和年龄相对较大的人各有各的优势。“年轻人可能有很多新想法，总能做出点不一样的东西，工作久了在这方面可能确实有不足。但‘老人’往往是最稳的，如果某天领导说，我要一个版本，必须按时按量按需做出来，‘老人’是最好的选择。”他总结，“我觉得还是物质一点，如果你真的能干活，不管多大岁数，都会很吃香。”
至于日常生活，不少人认为广州相当宜居。张文感慨“美食真的很多”，李涛对于“穿得简单，不用攀比”这一点相当认可。从杭州搬来广州半年多的刘波对广州人的印象不错，“在一线城市里属于包容度高、比较友好的”。难以适应的大多是细节：刘波抱怨夏天的台风；李涛则告诉我，他“在广州遇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蟑螂”。
务实与现实
从统计数字来看，广州仍是货真价实的游戏重镇。《2024广州游戏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广州游戏产业营收为1406.67亿元，约占全国游戏行业总营收的43.2%，仅次于上海的1558.25亿元。实际上，仅上海、广州两地，游戏营收就占了全国游戏营收的90%以上。
根据《2024广州游戏行业发展报告》，广州企业海外营收190.58亿元，《鸣潮》《重返未来：1999》等产品占比超过70%
然而，比起上海在内容型游戏方面的鲜明特色，广州近几年虽然也在二次元（如库洛、诗悦、深蓝互动等）、女性向（灵犀）、出海（三七互娱、4399）等领域具备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多数时候却仍然会给人留下热衷MMO、SLG、休闲、卡牌品类，依赖买量的印象。
一定程度上，这导致从业者——尤其是年轻从业者——变得更加谨慎，广州厂商不一定是他们的首选，即使选择，往往也更倾向于库洛、灵犀、深蓝互动的内容型项目，或是网易等“传统”大厂。一位大厂HR告诉我，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游戏是一个业务壁垒相当高，非常垂直、专精的行业。相应地，对从业者的能力要求和业务深度也会增加，还会细分到不同品类。因此，“对于游戏公司来说，招人不难，招到合适的人有难度，”这位HR说，“对于具体的人，他们也会选择自己真正认可的项目，否则，以后的发展更困难——大家都知道工作不好找，反而要找自己喜欢的，或者擅长的，哪怕不是研发岗。”
这样的观点在从业者角度也有体现。刘波目前在广州一家大厂做PR，他相当直白地说，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认可游戏产品和业务导向”。李涛在去广州之前曾经参加过几家公司的面试和笔试，都有机会拿到Offer，最后他选择了一个内容型项目。“比较看好它的竞争力。”李涛说，至于其他几个在研项目，“有的看不明白，有的不太看好。”
灵犀互娱凭借《三国志·战略版》《如鸢》等产品，成为广州较有特色的游戏厂商之一
不少人都提到了“现实”，这也是他们对广州厂商较为普遍的印象。在应聘阶段，张文就对此有所体会：决定跳槽前，他给上海、广州的多家公司投过简历。他回忆，上海和广州“连面试氛围都不一样”。好几家上海公司会在面试时问他“你如何理解公司的品牌价值”“你与公司的契合度”等问题，或是让他做一些很“大”的策划方案。“就像你经常能在小红书上看到的那种外企面试题，看起来很专业，其实空洞无味。”张文说。
“可能是上海整体比较卷，大家都想证明自己，我领着这么多的钱，就要对得起这份工资。”广州厂商就大不一样，“我到现在这家公司面试，领导只问我熟不熟悉业务，对接过哪些东西，某某方向能不能做，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广州一些厂商不太有互联网公司的那种感觉。”而这也是张文选择广州的原因之一。
我用同样的问题问李涛。他告诉我，像他这样的研发岗，“现实”的东西谈得更多。“比如公司需要你做什么、你能不能满足岗位需求、个人能力有多高，等等，不会谈太多虚的。”李涛说，“可能到了制作人面的时候，会看看你的性格，比如制作人更喜欢开朗的、有想法的、有野心的，他就会判断你是不是这样。但不会出现面试问得像要考研，进去让你打螺丝的情况。”
李涛又补充，如果项目组更关注某个应聘者的脾气，或是相性，有可能是在团队刚刚组建、项目处于前期的时候。“他们也许都不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岗位、要招多少人，那就会先看这个人的性格合不合适——我在北京时，经历的这种情况会多一些。”
不论在哪里，从业者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厂商之间的交流和流动都相当频繁。在上海时，张文加过一些本地群，成员大多是游戏厂商员工，偶尔会聚会、吃饭。李涛说，在一个地方待久了，熟悉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也有利于帮助他们了解本地的厂商。
有开发者把广州厂商的一些经典元素做成了游戏《科韵路传奇》
不过，对于从业者来说，广州游戏厂商的“现实”属性让它们对新玩法、国内游戏市场整体变化的反应不那么迅速。刘波说，他所在的公司短期内还没有立项单机游戏的想法，对几个新兴的热门玩法，如搜打撤、模拟经营等等，也表现得较为谨慎。“游戏公司可能会顺应市场发展调整策略，但不是一窝蜂地涌进热门赛道，而是要结合很多因素考虑，保证现有产品用户体验的基础上，再向外拓展。”
李涛也回忆，在《黑神话：悟空》最火的时候，他还问过领导，有没有意向做单机游戏，而领导的想法是：先努力把现有产品运营10年、20年，等到真正想好了，再去立项，也许会偏单机，但不会是纯单机。
但与此同时，如果是将已经经过市场验证的玩法、内容拓展至新的平台，广州厂商们更容易抓住机会——比如小程序游戏。根据《2024广州游戏行业发展报告》，2024年全年，广州小程序游戏营收超过150亿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广东省，那么小程序游戏营收超过260亿元，在全国占比66%。从品类来看，小游戏类型分布也符合广州厂商的“传统”：休闲类超过85%，然后是角色扮演、动作、竞技和棋牌。
在一份《2024中国小游戏百强企业榜》统计中，广州有28家企业上榜，数量为全国第一
一位就职于中型厂商的从业者告诉我，休闲、MMO、SLG等品类本身就比较适合小游戏的特色。不少厂商会将App产品移植为小游戏版本，一些中腰部厂商则会在立项时就将重心放在小游戏上。甚至于，广州厂商在买量方面积累的经验也可以部分运用在小游戏上，或者说，它们对品类的判断和选择与买量有所关联。“买量游戏之所以显眼，一部分原因是有足够的用户盘子。人多了，再加上媒体经常报道广州厂商爱买量，声音自然就显得更大。”
中心位与归属感
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在迅速变化更新的国内游戏行业中，广州似乎仍然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底色。尽管近年也涌现出了多款热门产品，出海业务有所提升，但早年行业发展期积累下的经验至今还在一些品类中贯彻着，买量等问题依然存在。生活成本较低、节奏较慢，让广州厂商们可以更容易控制成本，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游戏项目的生存能力和收入；但对以往热门产品、已经经过验证的玩法的依赖，又让它们对新内容、新品类的反应不那么快，不少以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的年轻从业者难以将这里作为入行的首选。
不过，相对务实的氛围也让一部分对所处项目认知足够明确、想要稳定发展的从业者选择广州。对于他们来说，尽管这里还有许多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在深入了解，仔细考虑之后，他们还是会选择留下。
带着一点调侃，我问几位从业者：广州还有机会成为国内游戏行业的“C位”吗？
最乐观的是刘波，他觉得“有希望”。但他很快补充，地域之间的竞争不应该为了争“重心”、争“龙头”，把谁比下去，而是卷产品实力，卷谁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大家齐头并进，才是健康的状态”。
李涛则认为，从项目质量、个人收入、未来发展等多方面考虑，最强的还是上海。“那里的好公司、好项目、好机会真的很多，而且整体偏年轻化，很少会出现那种不懂游戏的领导指挥你瞎干活的情况。”他说，“起码在二游方面，上海是第一，前景也最好。”
但谈到广州，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归属感”。他们经过谨慎选择来到这座城市，也带着踏实落脚、融入其中的觉悟。在上海工作时，张文经常跳槽，到广州之后，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可以落脚歇一下的感觉”。这里更踏实，生活节奏更慢，他因此有时间思考自己真正的目标。“如果上海和广州二选一，我会选广州。”
李涛在北京、上海都工作过。“我对北京、上海是有感情的，但我觉得在那里留不下来，要在这两个城市扎根太难了。”李涛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而他已经决定在广州安家，“只要努努力，我就有机会留在这里——想想未来，如果我打算一辈子做游戏，我会倾向于广州。现在的公司潜力也挺大的，不一定比上海差。”
（文中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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