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聂元梓）
（1）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3年深秋，聂元梓从北大经济系转至哲学系，接棒担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步入哲学系领域后，她对校长陆平的某些做法提出了不少异议。她的不满之辞，大致可以概括为——
哲学系内部的矛盾积重难返，积怨深长，化解起来尤为棘手。在系党总支改选之前，理应完成的工作总结因诸多原因一直未能妥善完成，这也导致改选工作不得不推迟了整整一年。陆平同志虽未深入基层，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尚显不足。哲学系设于38楼，而陆平同志的住处燕南园距离此地不过数百米之遥，步行即可抵达，然而他却很少亲自到访。
我校哲学系备受关注，依常理，陆平校长应当亲自涉足相关事务。但遗憾的是，哲学系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处理，校长本人一年来未曾踏入该系，却频繁派遣宣传部长、组织部部长的代表前来。尽管有此安排，问题依旧悬而未决。难道陆平校长不能亲自深入基层，洞察实情？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亲临现场。
步入哲学系的圣域，我坚守的信念是，对过往的纷扰我一律充耳不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历史，我既不试图去挖掘，亦无意深入探究。无论过往的是非对错，争论纷繁多少，当下的学术研究不容有丝毫懈怠。
因此，哲学系的工作稳步推进，院系运作井然有序，师生之间的氛围和谐融洽。我对冯友兰、任继愈等资深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始终关注他们的切身福祉，并竭力协助他们解决各类实际问题。
（2）反调从何唱起？
在此时此刻，聂元梓对学校党委的诸多看法与不满正逐渐积聚。她这样说道——
一方面，人们指出他身上显现出官僚主义的苗头；另一方面，亦察觉到宗派主义倾向的存在。
我对于陆平的评价，始终以他在校期间的实际工作表现为准，未曾受到任何个人情感或私人恩怨的影响。“文革”时期结束后，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提及陆平在校期间对所谓的“五朵金花”情有独钟，却对我并无提拔之恩，这导致了我对他产生了误解，并使我成为了带头撰写大字报反对他的其中一人。但必须指出，这种说法是完全缺乏事实依据的。
对我对陆平的批评而言，与我个人所面临的处境并无直接的联系。实际上，若仅仅从个人利益的立场出发，我理应追随陆平的步伐。只要我持续与陆平保持步调一致，获得更高层次的提拔与任用，这绝非遥不可及。
（3）山雨将临，楼风满。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几位同事赴北京大学进行蹲点调研。期间，他与各系党总支书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并会晤了聂元梓。
晚年聂元梓言道——
我内心矛盾重重。陆平的行为确实让我产生了不快，这种不快对我来说意义重大。面对对陆平的不满，我是否应当向工作组坦陈？他们带着真诚的态度到访我家，诚挚邀请我提出学校存在的问题。考虑到他们的真挚，我萌生了分享我对陆平看法的想法。他们是党中央派遣的，如果我向他们倾诉，工作组或许会与陆平交流，推动他改正错误。
我遂逐一倾述了对陆平的种种见解。除了之前所谈的两大观点外，我还阐述了几点偏左的看法。当时，我深切地感受到北京大学中弥漫着一股资产阶级的风气，似乎忽视了阶级斗争的紧迫性，因此，我主张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以中文系教授《红楼梦》为例，教师们或是缺乏批判性的解读，或是顺着作品的原貌进行阐释，导致课程结束后，学生们对于林黛玉、贾宝玉等封建时代的人物产生了过度的迷恋。
此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陆平所挑选的干部队伍主要来自校园，这些干部在校园环境中成长，缺乏真实的革命工作经历。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吸纳一些曾在实际工作中锤炼过的干部加入学校，以期打破这种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校门的“三门”干部模式。我当时如是表述，张磐石便认为我的看法颇有独到之处。
张磐石将赴北京大学实地调研的成果精心汇编成一份内容详实的报告，并呈递至中央书记处。此举迅速引发了中央对北京大学工作的广泛关注。紧接着，一支由众多人员组成的工作团队随之组建，进驻北京大学，开启了“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
自工作队入驻校园以来，起初在党内进行了试点探索，紧接着便在全校范围内全面推开。在各系中，工作队设立了专人负责，积极动员广大师生为陆平同志及校党委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哲学系的工作尤为关键，张磐石同志更是亲自担纲督导重任。
根据相关资料，工作队的主要领导人张磐石与陆平等人之间关系迅速紧张。这一矛盾很快便传至中央，邓小平、陆定一、万里等各级领导纷纷在不同场合就北大问题发表讲话、作出表态，并签署批示，明确驳斥了张磐石对北大校党委工作的否定态度。随后，张磐石被免去工作队队长和中宣部副部长职务。
数日之后，工作队的身影渐行渐远。在这批热情洋溢的积极分子中，部分成员被精心挑选，齐聚于国际饭店，召开了一场北大党员干部的专项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参与“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进行梳理，这其中也包括了我们这些曾对陆平等人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旨在进行必要的整顿与指导。
在这场会议中，我沦为孤立的一角，被囚禁在一间幽闭的密室之中。类似的遭遇也笼罩了其他系的同学，那些曾对陆平持有异议的同窗，亦各有两位伙伴陪伴，共处一室。
我独居于走廊尽头的隐秘角落，这样的布局恰巧便于执行监视任务。我的左右两侧分别住着其他工作人员。无论是我外出探访他人，还是他人来此拜访，均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他们的住所门前。每一个访客的来临，以及我与访客的对话，都在他们的视野与监督之中。
晚餐结束，我于熙攘的街巷中漫步，忽觉身后似有影子紧随。环顾四周，发现诸多同志亦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们背后也有人悄然跟随，显然也是遭遇了监控，与我处境如出一辙。不论是称作“同声相应”还是“同病相怜”，这种经历都将我们这些遭受不公待遇的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
（晚年聂元梓）
截至十月份，经过深思熟虑，我亲自向毛主席和刘主席撰写了一封诚挚的书信，信件由田家英同志转呈。信中我阐明，北京大学推行“社教”运动，乃中央政府作出的决策，群众所提出的意见，都是在工作队的动员下产生的。无论这些意见是否准确，都源自人们的正常情感，理应避免受到责难，更不应遭受打压。这些都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勤奋工作的基层干部，我恳请停止对他们的打击。在信中，我已经与田家英同志进行了商议，并得到了他的赞同，这才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和刘主席写信。
自此，校园中的分歧逐渐升级，演变为一场激烈的公开辩论。支持与反对陆平的两大阵营明确划分了界限，双方的立场对立日益激化，各抒己见，均无力平息对方的激烈言辞。
陆平及其团队在获得北京市委的坚定支持下，另一方亦自信地认为自己占有充分的论据。随着争论的加剧，彭真事件终于爆发。
那是一个1965年的岁末至1966年初的时节，北大的“社教”活动宣告了它的阶段性结束。干部、教师和学生们纷纷踏上了前往农村的道路，全身心投入到了“社教”运动的洪流中。而领导“社教”工作队的成员，多数属于陆平的阵营。我们这些曾对陆平表达过不同意见的成员，如今被分配到了“社教”工作队，显然是做好了长期驻留的准备，学校似乎已经不再将我们视为不可或缺的力量。我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也已由他人接替。
受命赴怀柔县投身“四清”运动，起初我打算先返回学校进行充分准备，于是前往怀柔进行实地考察。不料，在乘坐火车返回北京的途中，我不幸患上了感冒。这一变故迫使我不得不暂停行程，休养数日，从而错失了及时深入农村开展工作的良机。
（4）第二次婚姻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即将来临，聂元梓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显著变化，她与老红军干部吴溉之结为连理。谈及这段往事，聂元梓曾如此回忆——
在唐天际的引荐下，我与吴溉之相识。吴曾担任军区司令员，对此我自然有所耳闻。回想起抗日战争初期的太行山，我有幸与唐天际相识。他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他的夫人耿希贤，同样在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与我同窗，她比我年长几岁。
自迁往北京履新以来，孩子们便相继迈入了成年的行列。作为一个单身之人，我常会前往老同事与熟识的朋友家中进行拜访。记得那是在1965年的酷暑时节，我有幸登门造访了唐天际与耿希贤的府邸，在那里，我结识了吴溉之。
吴溉之，一位经验丰富的红军战士，其革命历程堪称波澜壮阔。自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他历经数十载的风雨洗礼。作为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杰出校友，他曾投身于北伐战争的烽火之中，参与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以及平江起义。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中，他身负多重职责，曾担任平江游击总队党代表、县苏维埃主席等要职，并且光荣地参与了长征。
初遇之际，他身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彼时，他独身一人，丧偶之痛尚在心头。自彼时相识，我们的交流逐渐增多。那年的冬日，我们手牵手步入了婚姻的圣殿。
在那个时期，吴溉之已经迈入六十七岁高龄，比我年长二十余岁。我与他结为伴侣，主要因为他是一位饱经长征的资深老红军、老干部，为人诚恳、厚道。与他共同生活，我深切体会到了一份坚实可靠的依靠。
（吴溉之）
我对吴溉之怀有由衷的敬意。他不仅是一位资深的老同志、老红军，更是一位在政治领域经验丰富的长者，我坚信他将在政治上给予我极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为他找到一位父亲的同时，也为自己在政治生涯中觅得一位能够指引方向的良师。然而，未曾料到，与吴溉之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后，我却陷入了另一场纷争之中……
（中年聂元梓）
（5）一走了之？
1966年三月，康生夫人曹轶欧以中央理论小组的职务身份，携同由北大哲学系调任而来的张恩慈等几位同仁，踏入北京大学校园，于该校专家招待所安顿下来。此行引发了后续一连串的事件，最终促成聂元梓成为“全国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联名签署者。
聂元梓晚年回忆道——
我未曾确切知晓曹轶欧抵达北大时的具体时刻。不过，她到来的消息，迅速在校园内传遍了。
某日，曹轶欧与我进行了一番对话。她力劝我不要投身农村，而是应继续留在校园，与陆平等人展开斗争。她说道：“怎能如此轻易地放弃？经历了整治之后，就被匆忙派遣去参与‘四清’工作，说走就走，难道学校的琐事就可以置之不理了吗？”
近期遭遇的变故使我疲惫不堪，心情亦随之低落。张磐石等同仁入校以来，主动与我交流，并热情地鼓励我对学校和陆平的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以期助力学校的进步。他们的言语诚恳，听起来颇具感染力。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场“社教”运动应运而生，矛盾不断激化，校内意见分歧愈发严重。我被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承受了沉重的打击。
在那时，众多“重量级”人物都对北大投以关注，你康生若再涉足其中，又能有何等影响力？事实上，康生不过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与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相比，职位上略显逊色。
在我目前的处境下，似乎已难以在北大继续立足。陆平有意将我派往乡间，我正在权衡，或许可以借助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关照，寻求一次工作上的调动。如此，我或许能够逃离这北大校园的喧嚣，远赴他乡寻求新的天地。
因此，我不再愿多加赘述。提及北大问题，无人能轻易解决，上级的命令朝令夕改，受累的终究是我们这些一线干部。我已经无话可说。北大的问题错综复杂，非一朝一夕可解。校方已指派我参与“四清”运动，前往怀柔，不久我将启程。
（6）“五一六”通知
聂元梓坚定地选择了投身农村，投身于“四清”运动的洪流中。正当她筹备踏上征途之时，中央关于全面启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已然公布。北大党委迅速进行了文件的传达，作为校党委委员的她，有幸先行一步，提前知晓了这份至关重要的中央文件。
《通知》指出：
隐藏于党内外、政府机构、军队以及各类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实质上是一伙反革命的修正派。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必会企图篡夺政权，将无产阶级的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的专政。其中，一部分已被我们识破，而另一部分尚在暗中活动。更有少数虽在我们信任之中，却正被暗中培养，以期成为未来的接班人，如同赫鲁晓夫之流，他们或许正潜伏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对此必须保持极高的警觉。
聂元梓晚年回忆道——
这份《通知》宛如晴天霹雳，瞬间令我惊愕得目瞪口呆。谁能想得到，在建国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竟有人胆敢公然违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竟敢打着红旗反红旗；更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纠集形成了反党集团，文武双全，意图发动反革命政变，企图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
在我看来，中央文件所提及的需进行批判与净化的群体，与北大近期所开展的“社教”活动目标似乎相吻合，似乎正是针对如陆平这般的高级领导干部。再者，彭真在《通知》中受到了批判，并被视作“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因此，他对北大的立场以及所力挺的陆平，显然是存在疑虑的。
关于北京大学，在转达中央的这一系列关键文件之后，并未采取更为具体和深入的举措以批判彭真及其“三家村”。这一点，无疑进一步证实了他们作为彭真等人的忠实支持者的身份。在我看来，“五一六”通知实际上是在召唤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站出来，捍卫我们的党，捍卫无产阶级的专政。
因此，中央文件的公布让我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连续数晚都在反复思考有关北京大学的一系列疑问。我沉浸在对于北大现状的深刻思考之中，不断探究北大与北京市委、彭真同志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在反思自己在北大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与党内斗争之间微妙而紧密的联系。
我认为，我理应遵循党中央的领导，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并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彭真同志的失势，让我看到了一线曙光，有望拨开笼罩在北大问题上的迷雾，洗刷那些向校党委和陆平同志提出诚挚建议的积极分子所遭受的不公与冤屈。
彼时，我深切感受到北大所遭遇的问题错综繁杂，涉及众多各怀心思的势力，唯有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介入才能拨云见日。鉴于此，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向毛主席和刘主席提交一份详尽的报告，全面阐述北大的现实状况。我坚信，这样做正是对当前政策导向的忠实贯彻。
因此，我联系了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在他的协调下，成功邀请了哲学系的教师宋一秀、杨克明、夏剑豸和高云鹏，共同就撰写报告的相关事宜进行深入讨论。
自国际饭店会议召开至今，那些曾对陆平提出过意见的各界人士，均承受了沉重的打击，元气大伤。他们纷纷寻求调离，我并未加以阻拦，反而给予了他们便利。不仅他们，我自身也萌生了离职的念头，希望能得到安子文的帮助，为我调换工作单位。杨克明行动果断，此时已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但暂仍居于北大22楼。张恩慈也提出了调离的申请，目前已在中央理论小组任职，不久前又随曹轶欧重返北大。
我向赵正义与杨克明征询意见，初衷是期望他们亦能执笔一份报告，以汇报北大近况至毛主席与刘主席。杨克明提议，不妨直接撰写一张大字报。我对此表示认同，认为此举既可广泛向民众传递信息，又能确保信息有效传达至上级领导。
作为党的成员，我们必须起草一份针对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陆平同志的大字报，并需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报告。但在向谁汇报的问题上，我们遇到了困境。显然，我们不能直接向陆平同志汇报，鉴于他是党委书记，这样的请求可能难以得到同意。如果选择向北京市委请示，由于彭真同志已经卸任，我们便失去了直接联系的对象。而新任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还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但他的工作地点是在华北局还是北京市委，我尚不清楚，因此对于应该向哪个部门寻求指示感到困惑。
杨克明建议联系张恩慈，以便通过他了解曹轶欧的最新动态。据传，张恩慈和曹轶欧是中央新组建的“文化革命小组”指派至北大进行实地考察的工作人员。直接给张恩慈打个电话，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然后，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这样，张恩慈对曹轶欧讲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就在现在四通桥西北角，原先的友谊商场的二楼，当时那是友谊宾馆的客房。
为什么这里成为关键地点？恰逢马列主义研究院筹备阶段，张恩慈从北大调任，正是为了在该研究院任职。曹轶欧很可能参与了研究院的筹备活动，并在该楼内处理工作。由于距离北大较近，她在进行北大调研时，此处是她办公的便利选择。此外，她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友谊宾馆也都设有办公点。
我与杨克明按照约定准时来到了友谊宾馆。曹轶欧立刻引导我们走进一个设在转角处的接待室，这是一处专门用于接待客人的地方。室内的其他人员包括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慈。
曹轶欧询问我们此行目的。我们便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情况：自聆听“五一六”通知以来，我们对其中的精神有了深入的理解，并对北大校党委及陆平同志的工作有几项见解。我们计划为陆平同志制作一张大幅标语，并计划将其张贴在北大校园内。考虑到陆平同志既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又兼任校长，我们特此向上级领导恳请指示，此举是否适宜。
曹轶欧表示，张贴一张大幅标语有何不可？她已在北大驻足多时，对北大的现状和向陆平提出建议的情况已了如指掌。因此，她并未向我们咨询具体内容，而是直言，“五一六”通知是启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目的在于鼓动民众参与，而大字报则是民众表达诉求的有效途径。
(7)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布
聂元梓返回后，即刻向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报告：领导已同意他们为陆平制作大字报。紧接着，他们便在杨克明住所开始讨论大字报的具体事宜。那么，他们为何选择在杨克明家进行这次讨论呢？
晚年聂元梓言——
鉴于杨克明已调离北大，其在校期间所涉事务，北大党委已无权管辖。在此期间，夏剑豸自“四清”工作组返任，亦参与了大篇幅报文的撰写工作，尽管如此，他并未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初稿由宋一秀执笔，经过集思广益的讨论后，宋一秀对二稿进行了修订。即便如此，直至5月24日晚，大家对稿件仍感不够满意。
“让我来执笔这项工作。今晚我们就此打住深入的讨论。我将通宵达旦完成修改。明日清晨，我前往工作地点时，会在家中留下修改好的稿件。届时，各位只需来取底稿便好。”杨克明显得信心十足，胸有成竹，我们对此安排亦表示欣然赞同。
5月26日，次日即展开行动，宋一秀携带着杨克明所提供的标语底稿，与高云鹏携手合作，于教师宿舍的24楼开始了用毛笔进行书写的任务。我有幸现场见证了这一过程，并对前半部分进行了初步的审阅，认为其尚可。在此基础上，我补充了一段文字，并融入了三个口号，稿件至此得以最终确定。定稿的标题为《探究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期间的真实行径》。
正当宋一秀忙碌于抄写那篇大字报之时，我拜访了位于二十四楼以下的李醒尘先生。我向其详细叙述了大字报的详细内容，并征询他是否愿意在上面亲笔签名。李醒尘听闻此事后，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便立刻上楼查阅了相关内容，并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晚年聂元梓)
圆满完成张贴大字报的任务后，我率先在名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同志亦纷纷表示赞同，其中杨克明同志由他人代为署名。这一切均发生在午餐之前。午休过后，我们随即将这份大字报张贴于大食堂东山墙上。恰逢学生们从午睡中苏醒，前往教室或图书馆，均需途径此地，此举瞬间在校内激起了轩然大波。
(8)一石激浪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经亮相，宛如一块巨石投入静谧的湖面，瞬间激起了波涛汹涌。恰逢其时，北大学生谭天荣，因1957年参与“鸣放”运动而被判定为准右派的大字报，也出现在了同一地点。有人目睹后惊呼谭天荣再现；有人则斥责这是反革命的大字报，是对党的恶意攻击；当然，也不乏支持者，辩论的气氛由此变得愈发热烈。
晚年聂元梓回忆——
学生们原本计划下午参加课程，然而这一变动使得他们无需前往教室。他们转而聚集在大饭厅之外，三两成群，激烈地展开辩论，人潮逐渐汇聚，宛如滚动的雪球般越滚越盛。原定下午的课程未能如期举行，学生们便络绎不绝地涌向大饭厅外，分小组聚集，热烈的讨论声此起彼伏。场面愈发热烈，人群如同滚动的雪球，越聚越庞。
当时，系内众多同仁亦纷纷拿起笔杆，泼墨挥洒，撰写了大字报，与我们的大字报同期展出，一同被张贴于大饭厅外的墙壁上。四面墙壁之上，皆是密密麻麻的大字报，声势颇为壮观。整个下午，大字报前人潮络绎不绝，人声鼎沸，气氛热烈，群情激昂，场面颇为壮观。
晚宴结束之后，哲学系的全体师生齐聚一堂，召开了一场旨在激发大家向校党委提出宝贵建议的大会。不料，正当此时，一些对我们所张贴的大字报持有不同看法的群体，也来到了哲学系的会议现场，意图与我展开辩论。这一行为激起了哲学系师生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干扰了会议的正常进行，进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随着夜色笼罩，杨克明重返校园，面对大字报的公示，内心交织着恐惧与不安，情绪亦随之波动。他质问我们，究竟是谁未经允许就将他的名字擅自列于大字报上？我们答道，正如您离开时所要求的，我们自当遵从您的指示。然而，他的追问却更加深入：“只是允许我们制作大字报，难道她没有预见到这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吗？”我们心照不宣，他的言辞虽指向曹轶欧，但我们却不敢直言其事。
首先，我提议咨询张恩慈，以深入了解情况，并请他向中央文革征求意见。那时，我心境平和，因为大字报是严格遵循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所撰写。于是，我迅速拨通了张恩慈的电话，告知他大字报已经张贴，校园内出现了混乱，群众对此展开了热议。我询问了中央文革和中央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并恳请他帮忙向上级请示。
在电话交谈中，张恩慈并未直接对我的询问作出回答，他温柔地安慰道：“请保持耐心，待我请示过领导后再给予回复。”大约过了一小时，张恩慈来到了北京大学22楼杨克明的住处，我们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与我们见面后，并未多做寒暄，只是简单地告知我们，上级领导指示我们需要誊写一份大字报，以便呈递给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党中央审阅。
那晚，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却始终未能接到张恩慈的来电。我们并未对大字报上的内容产生怀疑，然而，由此引发的纷扰局面却让我们感到极不舒服，迫切需要得到妥善的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漫长的沉默让我们焦虑感与日俱增。
事实上，陆平及其团队同样未曾松懈，他们迅速召开会议，共商对策。我们的宣传标语海报于5月25日午后顺利张贴完毕。当晚，陆平便立即召集党委常委会，紧急商讨应对措施，并迅速组织了反击海报，这些海报也随即在校园各角落及大食堂的墙壁上张贴出来。
(9)一石惊浪
5月25日晚间，华北局一把手李雪峰同志与北京市委一把手池必卿同志，在深夜时分亲临北京大学，于办公楼礼堂主持召开了覆盖全校的盛大会议。各院系单位通过有线广播系统，精心组织师生们收听了此次会议的精彩内容。
晚年聂元梓回忆——
“汇报已毕。”池必卿紧接着询问，“具体向何人做了汇报？”我回应：“曹轶欧那里。”话音落定，池必卿便沉默了下来。
那晚，我遗憾未能全程聆听李雪峰的演讲。尽管他的意见是反对制作那张巨型标语，但他的言辞并未显露出坚决的态度。正当大会即将步入尾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张彦也赶到了北大。张彦直言不讳，表示他肩负着总理的委托而来，传达总理的指示：虽然张贴大字报并无不可，但不宜公之于众。他提议开辟一处室内区域，专门用于展示标语。考虑到“五一”劳动节刚刚过去，仍有部分外宾留驻北京，不宜让他们看到标语，以免产生不良的影响。
翌日，北京大学副校长黄一然先生将我召至未名湖畔的临湖轩，那间办公室内，他要求我进行自我反省，并命令我将那份由七人共同撰写的批判大字报予以销毁。我答复说，我张贴大字报是基于周密的考虑，是对党的号召的热烈响应，积极参与到文化大革命中，并未犯有过错，因此我拒绝进行自我批评。若您认为大字报的张贴位置不妥，那么今后我会在室内进行张贴。
不久，我们又精心制作了一幅醒目的大字报，将它张贴在燕南园周边食堂的墙上。这则大字报旨在回应外界的疑虑，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立场。很快，那食堂的墙壁上便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既有陆平组织的学生对我们的反驳，也有力挺我们的声音。由于标语数量众多，而食堂空间有限，很快便触及了张贴的极限。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将标语延伸至食堂之外。这种状况持续了四五天。
(10)电波传“喜讯”
6月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北大聂元梓等七人撰写的大字报进行了全文播报。在晚年岁月，聂元梓回忆道——
此刻，我已不在校园之中。母亲不幸患病，接受了大型手术，正住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兄弟姐妹们便轮班前往医院，悉心照料于她。恰逢今日，轮到我守护在母亲床边，直至夜幕降临。哥哥随后接替了我的职责。我步出协和医院，重返校园，稍作休憩。
漫步在繁华的王府井街头，突然街头大喇叭响起。随着“嘟嘟”声报出晚上8点，一个浑厚的男声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是各地广播电台联合播出节目……接下来，播送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位同志所撰写的重磅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究竟有何作为？》。”我不禁停下脚步，专注地聆听。
这实在出乎我的预料，我未曾料想中央会作出如此惊人的决策，竟将其公之于众，广播全国，更成为次日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在平日喧嚣的王府井大街上，此刻人烟稀少。然而，一群群行人，如同我一般，驻足聆听电台广播。这几日围绕那张大幅标语的是非纷扰，曾让我心头蒙上阴霾，此刻却顿时消散。正值华灯初上，眼前一片通明，宛如一片光明之海。
而且，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情节尚在继续！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言辞之犀利，论调之激昂，当时实为振聋发聩之作。
校园内的大喇叭持续数日，不断循环播放着我们的宣传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
北大校园内气氛热烈沸腾。先前那些曾声援我们，对陆平和校党委进行批判的同学们，此时更是兴高采烈，火力全开，继续对北京大学“三家村”分店及陆平本人展开猛烈抨击。那些先前持观望态度的个体，也终于按捺不住，纷纷贴出响应党中央号召、批判学校及各系领导的大字报。就连之前表态支持陆平的师生，也不得不改变立场，转而进行反击。
我们这批率先撰写大字报的成员，迅速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成为了各方关注的中心。紧接着，北京各高校纷纷派遣代表来到北大，寻求学习我们批判校党委的“经验”。一时间，校园内外充斥着揭露和批判北大校党委及陆平书记的大字报和标语，到处可见本校师生以及来自其他院校的活跃身影。
聂元梓北大演讲
而且，不仅有本市的高校师生和北京的工人群众，甚至远方的高校学子与工厂工人也纷纷涌入北大配资头条官网，观摩大字报，汲取我们开展运动的宝贵经验。一时间，校园内人潮涌动，车水马龙，气氛热烈非凡。每天前来观看大字报的人们络绎不绝，成千上万，他们无不表示要向我们学习借鉴。然而，我那时又怎会料到，这竟是国家陷入民族大劫难的前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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